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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3日下午，诗人、学者、书法家流沙河（原名余勋坦）逝世，享年88岁。据悉，流沙河去世前已因喉癌住院多日。

流沙河（年11月11日-年11月23日），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年出生于四川金堂，本名余勋坦。主要作品有《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诗话》《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流沙河随笔》《Y先生语录》《流沙河短文》《流沙河近作》等。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

年秋，流沙河入四川大学农化系，立志从文。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年调四川省文联，先任创作员，后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年因《草木篇》被毛泽东点名划为右派，留成都做多种劳役，劳余攻读古籍，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前后共二十年。年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年起专职写作。

晚年以学者身份，在成都进行了长达9年的免费公开讲座，以不同身份影响了几代文学读者。著名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收录至中学语文课本。正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荐，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流沙河曾这样解释自己的笔名，因为曾用过“流沙”二字，后发现年代已有诗人用过，于是添上“河”一字，与《西游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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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

　　你们的会议开了几天?开得怎样?汇集的那三十三个问题[2]，我都看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提出作家对官僚主义者恨得不得了，能不能把他们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官僚主义当然应该批评。有个电影叫《荣誉属于谁》，里面有一个铁路局长，是个官僚主义者，可是他的局长还照样当，这样的干部应该撤职。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学习。这部电影里那样写这个局长，叫做不彻底，缺乏彻底性，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3]，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4]，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他们总是觉得六亿人口太多了，少一点才好；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

　　在座的，有些是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共产党的道理你们也懂得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统一思想，要有共同语言。不然你说官僚主义，他说不是。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不放；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总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从汇集印发的那三十三个问题，可以看出来问题很多。要求答复，一个人怎么答复得了?我看还是大家自报公议，一个人念，大家讨论，大家答复。

　　有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要有帮助。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正赞成的，有勉强赞成的。对改变社会制度也是这样，比如民族资产阶级，你把他的生产资料拿来共产了，他心甘情愿吗?总有些勉强，当然也有不大勉强的。改变社会制度，从私有到公有，从个体到集体，几亿人口，总有勉强的。

　　总而言之，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大变化。迫于全中国的大势所趋，有些人不得不勉强赞成。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我国过去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打倒以后，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几亿人口的小资产阶级，要改变所有制。知识分子，按出身说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当然还有大、中、小的区别。按全国六亿人口计算，如果说其中百分之一是知识分子，那就有六百万人。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都是进过大学的，萧楚女[5]就什么正规学校也没有进过，他是靠自学的，也是知识分子。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五百万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用来指导行动。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算是懂得马克思主义。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艺界有多少这样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还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抵触的，其中有些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不只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他不是特务，又不拿刀子杀人，他就是发牢骚，有时也写点文章。这样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这些人多数不说话，??沉默地抵抗。恐怕这两头都没有十分之一，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挂名的不算，教条主义的不算，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条主义的，人家不要看。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

　　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人还是不自觉的，没有经过锻炼。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

　　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区分法，我看很难。

　　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讲的。[6]我们这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教育人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整个说来，是教育人的过程，要几十年，把六亿人口教育好。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7]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苏联那时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路人”，可见这一点同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开头几年还可以唱反调，有些言论自由，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我说这些话，是想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看看客观情况是否如此。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在知识分子中占十分之一——五十万，有没有这么多?不信的，那么多，这不能强迫。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上次我曾讲了薛仁贵[8]、孙行者的事。薛仁贵害了病，打胜仗，功劳挂在别人身上。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我看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有，张士贵[9]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都有。

　　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学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中学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不要他们要谁呢?这些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文艺批评问题，我想提出来谈谈。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是对作家有所帮助的，不是骂一顿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评粗暴得很。对待这类批评，鲁迅有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10]，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11]。我对他描写喝茶的人有些兴趣，他的文章说在那里喝茶的群众不会喝茶，可是他们还喝得很有一股劲。他还批评这个茶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有缺点，这个批评是对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经过公私合营与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以后应当整顿。但是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12]，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看得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文艺作品，总是要写点这一部分人跟那一部分人的关系。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写写申新九厂，写写那个资本家荣毅仁[13]，你要写荣毅仁，就得写他跟工人的关系。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自己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大个国家总会有这些人的，这也是客观存在。但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影响他，他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可以出他的书。

　　体验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搞不好，老百姓就是不把心交给知识分子。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去体验生活，老百姓感到是灾难，特别是有名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就怕你来调查我什么，我就是不告诉你。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付你。有些地方“记者成灾”。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14]的《典论·论文》和曹植[15]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16]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17]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大家反映作家职业化后，有些书因纸张缺乏印得很慢或印不出来，影响作家的生活。作家协会能不能自己搞个印刷厂?拨一些机器给你们，再搞些原料。教授、科学家的著作，一时不能印出来，他们还有大学和科学院发的薪金可以维持生活。作家则不同，他们是靠版税稿费生活，若是书籍杂志没有纸张印不出来，他们没有稿费收入，就无法生活。我说作协自己办一个印刷厂，当然不是要老舍、巴金[18]先生去办，而是周扬、沈雁冰[19]他们筹划去办。

　　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国六亿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们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

　　赵丹[20]，孙瑜[21]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你们回去就传达，就要贯彻，不要等三中全会[22]作决定。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的《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许多青年都不懂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它演吧!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23]，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24]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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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2]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三十三个问题。

　　[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4]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5]萧楚女，见本卷第页注[4]。

　　[6]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55页）

　　[7]“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的音译。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解散“拉普”，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8]薛仁贵（六一四——六八三），即薛礼，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将军??。

　　[9]张士贵（？——约六五六），本名忽峍，虢州卢氏（今属河南）人??，唐代将军。

　　[10]王蒙，一九三四年生，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北平（今北京），作家。当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三区（东四区）委员会工作。一九五六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错误批评。

　　[11]姚雪垠（一九一○——一九九九），河南邓州人，作家。当时在武汉市作家协会工作。

　　[12]姚文元，一九三一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在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工作。

　　[13]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

　　[14]曹丕（一八七——二二六），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之子，魏文帝，三国时期文论家、诗人。

　　[15]曹植（一九二——二三二），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之子，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

　　[16]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17]萧统（五○一——五三一），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公元五○二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编有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人习称《昭明文选》。

　　[18]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市人，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金，一九○四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周扬（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当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20]赵丹（一九一四——一九八○），山东肥城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曾主演电影《武训传》。

　　[21]孙瑜（一九○○——一九九○），四川自贡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编导电影《武训传》。

　　[22]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在北京举行。

　　[23]《草木篇》，流沙河写的一组散文诗，发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号。

　　[24]《吻》，曰白写的一首诗，发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号。

草木篇

《草木篇》的作者是流沙河，是年诗坛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对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曾有所反思。

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诗坛涌现出的一批敢于触及时弊、勇于表现生活矛盾的诗。

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唐：白居易

作者：流沙河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理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草木篇》段意详解

岸然挺拔、坚强不屈的“白杨”(坚韧)

浑身带刺不会献媚的“仙人掌”（顽强）

经受严寒笑得最晚的“梅花”（脱俗）

“藤”：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不惜采取损人利己的手段，甚至将别人置于死地。

“毒菌”：口蜜腹剑搞两面派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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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篇诗案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看历史》年6月刊

文字整理┃何三畏

年初，26岁的流沙河先生因一组取名《草木篇》的小诗而触犯天颜，使他在反右之前即先于全国的右派成为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饱受屈辱和磨难的悲剧人生。几个月后，反右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流沙河和“草木篇”的莫须有的株连而成为右派分子，上演了相似的人生悲剧。

这就是著名的“草木篇诗案”。

而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先后四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态度点到其诗其人，更使其成为当代史上的一桩奇案。

至今，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满怀人生梦想的青年诗人流沙河，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幻想”的平静老人。这是他第一次追忆“草木篇诗案”。其中许多情节从不为人所知。例如其父亲被新政权枪决，冉云飞说，他与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对于父亲的死，沙河从不提及，年的《自传》里，甚至说，“是应该的”！可见创深痛巨，无以言表。

（本文据录音整理而成，并尽量保存了沙河的口语原貌。为了方便阅读，加了小标题。另需说明的是，个别地方根据今天的语境有少许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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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这个党的，不是到共产党这儿来投机的，不是想来捞个什么的，想都没这样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来，来就努力地工作。当时我才19岁，我在党报。工作是如何之卖力，如何之认真，而且还如何之愉快。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死于年。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呢，确有某种看法，这个有时是有的，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又回头认为，好像革命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觉得这个革命理论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怀疑，绝无对这个政权有任何仇恨。而且当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现的积极，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觉得我极其信任这个党。

但是后来为啥子又产生了怀疑呢——确实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跟我的家庭无关。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

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前一年，年，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后来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都集中拢来十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

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信进去了的。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哎，我就有所怀疑。

因此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丘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本来是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刮出来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天24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犹愧。

就这个时候，心中就有所怀疑。觉得咋能这样子整呢。而且这些人整了，十个月以后，全部都没得事了，又把工资补发，当初把人家弄得那样惨。就觉得简直胡乱整。觉得党的这种做法——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老同志们早在延安就这样做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还以为是第一次这样，虽然没有整到我，你这样整人总觉得不公道嘛。虽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论。

第二年，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觉得。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就有这个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这个。但是，都没有拿去跟我们家庭的各种遭遇联系起来。是出于热爱党，觉得这样弄不好。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觉得要听党的话，党喊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我们要讲。

像我这样的人，诗歌艺术修养不高，但是宣传热情是很强烈的，理论热情是很强烈的，就觉得那么我们今后写诗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颂德了。那时《人民文学》还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年秋天，中共开了八大，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觉得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25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因诗嫁祸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响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13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诗是色情（《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主席在2月份跟3月就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毛泽东讲的是，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

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后，毛主席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括弧，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最后说，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年3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右。

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不了解，说是在反右中间批《草木篇》。哪里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我经过这一场批呢吓倒了。我的妈呀，他们批我的文章最初还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说反动思想，以后说反革命思想，最后说，这些诗都是反革命的叫嚣，都是阶级敌人的信号。我咋晓得我惹这么大的祸呢。一句腔都开不起，我都吓慑了。

批判停了以后，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就号召整风：我党现在有三种不好的风气，一是教条主义，二是主观主义，三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死守马列主义教条不晓得发展，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人家党外人士，这种错误的。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来帮助我们党整顿，整顿这坏的三风。开门整风，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来大鸣大放，要出来争鸣，要百花，要来放，还不能小鸣小放，要大鸣大放。

但是我是吓倒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不晓得前段时间为什么批判得这么凶，我还是个共青团员的嘛，而且我自认为我还热爱共产党。

我就不开腔，一句话不说。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帮我说话了。说你们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个教授张默生，山东人，江青的老师，说，从诗经起就有“诗无达诂”嘛，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释，你们怎么能说《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诗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川报记者去采访他。他说《草木篇》算啥？中国文人都要写这类托物言志的诗嘛。把花花草草拿来写嘛。他说，但是，《草木篇》你写是可以写，但是你不要拿来发表嘛！你把它锁到箱子里嘛，你拿来发表就惹起麻烦！你们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个小青年当成一回事情在那里围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们把流沙河找来，我只要两个小时，就把他教育转来，让他去检讨，然后就过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联来开会说，你们整人关起门整，整出问题了才把我们这些委员找来，当初为什么先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现在主席说了你们的批判粗暴，喊你们停了，弄出问题了，才想起来找我们贡献意见。这是发牢骚。

天天开会大鸣大放，叫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有的忙，硬拿车去把人家拖来发表意见。张默生教授就是用车接来发言，后来当了大右派的。

这时候，全国各种意见全部都出来了。说得很闹热啊，报纸上都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有些意见越来越尖锐，围绕着官僚主义咋个腐朽，哪里整得要不得，哪里整人家农民，整得农民……全国的各种作品都出来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好多人都在写。连艾青自己都写了《养花人的梦》，后来批判他的时候，就说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这个时候喊我发言，我都还不敢去。

然后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常苏民，是个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苏民看到我始终都不发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儿去谈，他就把毛泽东的讲话全文，打印的，中文打字机打印的，他说你就在这儿读。毛主席怎样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他说你看嘛，最后的结论，连主席都是说这样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来发言，四川这个地方要反对教条主义，你应该出来开第一炮。最初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多年以后我才悟到那是他的违心之言。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本单位揪不出右派来，他就犯险了，弄不好他自己就会被其上级指为包庇右派。他是来诓我鸣放啊。但是我原谅他，他无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终于我就出来发言了。嗬，一发言各家报纸的记者详细地记，记下来整整一版。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全部登流沙河的发言。上海的文汇报也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们前几个月批我很凶，这样子弄是不对的，你们这样弄得我情绪也很难受。我说我个人固然是有很多缺点，思想改造不够好，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没有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这样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年6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专案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专案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14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芹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沉到海底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年5月，胡耀邦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只要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从前历次运动，从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老家避世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77块。反右后，人家那些都只领15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30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弄起走，猜想是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关到监狱里头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资料室去协助管理图书资料。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文革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常苏民，当初喊我说你一定要出来放第一炮的。这个李彬所以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这个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留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你想那个又是计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那里就开始脱衣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这么苦。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你想文革的时候，要是学生红卫兵把你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营养又很差，害了肺气肿。

只拉了六年。把那个六年过了，还有六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岁七岁，他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钱可以挣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两个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还在做。

一直到年，全国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联这边不要我回来，因为你是个摘帽右派，你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在那个悬起的。那么就留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年。

到年底，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必须把人家调回来，第二，必须给星星诗刊平反，复刊。两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号文件。我就回来了。不然这里掌权的人不得要我回来，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好人李彬了，李彬已经死了。

——我就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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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自拟小传

原名余勋坦。汉族，蒙古裔。年生于成都。四岁迁返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槐树街老家，当时此镇是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十六岁来成都读省成中高二十三班，转爱新文学。十七岁始发表习作。

年秋入川大农化系，立志从文。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年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年划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种苦役，馀暇攻读古籍。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共二十年。至年5月才摘右派帽子，任金堂县文化馆馆员。

年春复出发表诗作，秋被改正结论，不算右派，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年起专职写作，直到六十五岁退休。退休后亦写写，兼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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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作品

出版二十五种，如下：

年：短篇小说集《窗》

诗集《农村夜曲》

年：诗集《告别火星》

年：译中篇小说《混血儿》

《流沙河诗集》

年：诗集《游踪》

诗集《故园别》

《台湾诗人十二家》

年：《隔海说诗》

年：《写诗十二课》

年：《十二象》

年：《余光中首》

《锯齿啮痕录》

《台岛十二中年诗人》

年：诗集《独唱》

年：《庄子现代版》

年：《Y先生语录》

年：《南窗笑笑录》

《流沙河随笔》

《流沙河诗话》

年：《庄子现代版?增订本》

年：《流沙河短文》

年：《老成都》

《书鱼知小》

年：《图说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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