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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与人驻颜光。”——李白《短歌行》
年，小学毕业的夏天，语文老师小陆给我们布置了最后一道作文题：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我同桌李韵思问，这个未来，指的是什么时候？陆老师说，随你心情，上初中那天可以，上大学可以，工作了可以，哪怕四五十岁也可以。班上的同学们开始奋笔疾书，每个人都给未来设了一个预估值。有几个调皮孩子，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平常的作业，随便在本子上写了两句，就塞进桌盒，开始用GameBoy玩起《口袋妖怪》。
我瞧不上他们，太敷衍了。我是我们班的语文尖子，整个小学生涯唯一出风头的事，就是上语文课老师当众念我的作文。所以我认真对待，拿起笔肆意发挥：首先未来一定要赚大钱，买我一直想买的玩具店最贵的那个夜光悠悠球。我还想和我们班的叶云柯结婚，我的同学录上有她qq，上初中后即便不在一个学校，也还能联系，她跑不了。最重要的，我还想当个作家，这是个不小的野心，我想我儿子以后上语文课，朗读的应是我的文章。此外，我还作了许多虚妄的假设，比如未来爸妈能发现我的那些妖怪吗？未来的手机会不会越来越小？未来是不是就没有国家之分了？现实的畅想也有，比如上清华还是北大好？当了总理该怎么办？和周杰伦吃牛肉粉那天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大到前途规划，小到衣食住行，我都作了详细安排，也都分列了工农商学兵甚至宇航员、鬼师佬、拳王、吉他大师等平行宇宙，可说是一份全方位无死角至善至美的人生蓝图。
洋洋洒洒一口气写到下课铃响，因为太入神，没发现陆老师笑眯眯地在旁边看我写，我转头吓了一跳，她拍了拍我背，说，很好，孙远涯，你是班上写得最多的同学。未来的你一定会喜欢这封信。
我本以为陆老师喜欢，会当场念一下，让全班同学特别是叶云柯听听我的宏志，哪知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作业，老师并不要求上交，只让我们自己收好，放在家里的储物柜或者埋在树底下，未来到来时，再拿出来自己看看就行。
陆老师这个浪漫的点子可能对许多届的学生都使过，浪漫归浪漫，班上的很多同学却可能未必能实现信里的展望，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学生根据家庭住址分配学区，我去了振华中学，叶云柯去了凯里二中。此后我们再未见过，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初一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晚上，我把写给未来自己的信埋在了奶奶家下面的院坝里。凯里的孩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院坝，原来凯里的高楼不多，就是由一个个院坝组成的乡土式小城。
从振华中学去奶奶家，要走三条街，路上会经过报亭，我常买《读者》、《今古传奇武侠版》、《故事会》、《漫画派对》来看，街道两边还有许多凯里三线建设时期修给职工的宿舍楼，红墙上长满了爬山虎，很有生气。红墙下面，常有戴着头巾的苗族老太太做针线或唱山歌：“我们苗乡生得好，田地相接似纸叠。山山岭岭多林木，坝子盆地水绵延。吾用苗文记录话，建设家乡千万年……”还有小贩在路口卖小吃，棉花糖、烤豆腐果、彩糯米饭、洋芋粑粑之类，小学去奶奶家玩，我都会顺道买一些边走边吃。
穿过一片职工宿舍楼，往上爬一段，就来到奶奶家住的营盘坡，这是凯里市的一处山包，起名叫营盘坡，是因为从前打仗时是军队的驻地，后来埋了一些无名士兵的遗骨在此，有人说埋的是苗族先民反抗清朝廷镇压的义兵，有人说是长征经过黔东南时不幸染病去世的红军，有人说是解放时退往此地被剿灭的国民党残部，不管是哪家士兵，都被时间隐去了姓名。
奶奶在院坝种了很多花，有清淡的兰花，妩媚的凤仙花，袭人的茉莉花，艳得俗气的“死不了”，还有一些金橘，玉树盆栽，仙人掌什么的，不一而足。它们统统破土而出，生长得很昂扬，那些花儿就是我幼时的玩伴——小学的童年，我都常去奶奶家的院坝玩，那里寄存了我许多珍贵的记忆，在群花的见证下，我打洋画、追着四驱赛车跑、与邻居家的孩子在荒草地上打架……我什么都敢，敢花大半天来等蚕吐丝，敢用芭蕉树叶做唯一的衣服，敢住进一颗金橘里，敢与狼狗辩论，敢在夏夜接受蚊子的亲吻，敢与仙人掌拥抱，敢把池塘的倒影当作另一个自己，敢喜怒形于色，敢和三根银杏树枝组成家庭，当爸爸或妈妈，敢用奶奶的金项链去交换蚂蚁的传家宝，敢插一朵百合花在上衣口袋，当勋章表彰自己，或者表彰任何可爱的人，敢用手电筒在小小的院坝撕开北半球的黑夜，敢直视拾荒的花间精灵，敢给午夜游荡的鬼魂指路，还敢在院坝的石桌上庆祝生日。那是我人生中最没心没肺又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现在想起，我和那段记忆之间仿佛被清水洇过，朦胧，模糊，像莫奈的画。又仿佛隔着一层最亮堂堂的刺得人睁不开眼的阳光，梦幻，空蒙，像胶片相机洗出来的过曝照片。我想如果我是千寻，奶奶家的院坝，大概就是我通向异世界的那条隧道。
我像一只小兽一样，着急忙慌地“噔噔噔”爬上奶奶家的楼梯，进家翻出一把铁铲，转折回院坝，找到一块花圃，用铁锹把下面的土挖得极深，把信放进一个白色信封，又把信封装在一个透明文件袋里，投进土坑去，像投进一发信号弹，然后用土盖好，压实，回家才发现指甲缝里早已嵌满了黑泥，我一边洗手一边想，以任何可能性来看，信里都将会是一个事先张扬的完美故事。
如此过了十年，年，我来到大学的尾声，心内被毕业论文搅得烦躁，时常去阳台抽烟放空，有天看一伙男生在足球场踢球，一个黝黑的高个子飞踢了一脚香蕉球，球破门的一瞬间，我又想起小学的那封信，我埋在奶奶家院坝的那封信。那个瞬间让我决定坐高铁回趟凯里，去挖出那封信，我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打开它看看，毕竟作为我私人的某种信仰，打开信是一件极为庄严且艰难的事，要么衣锦还乡，要么六根清净，否则都不算准备好，都不算未来。我还怕打开信时，自己会被那些幼稚的幻想糖衣所包裹的真实的难堪所吞噬，即便我已经想不起来信中具体写了什么，但我始终记得它基本的情感基调和故事脉络，我无比确信它们足以让此刻的我羞惭、愤怒、忧郁甚至崩溃，足以撕碎一个即将被社会撕碎的大学准毕业生，我没必要在现下个人的动荡时局里再给自己找不痛快。
转念一想，即便还没到打开信的时机，但此刻，我的确需要那封信，早在春招给企业递简历时我就需要，在论文开题答辩时我就需要，陪室友去农业银行面试时我也需要……我需要那封信，即便不看，接近它一点，甚至捏在手里一个下午不拆开再埋回去，也是好的。我需要确认，我还有这么一封信在支撑着这具随时会散架的身体。
刚到凯里，我妈开车接我去馆子吃饭，酸汤鱼，凉拌折耳根，鸡稀饭，吃到一半，她说，奶奶家的老房子拆迁了，房开商现在还在施工，过两年奶奶应该就会住进新楼盘的置换房里。我瞪大眼睛说，太突然了吧！？我记得我寒假来的时候还好好啊？老房子遭拆了，下面的院坝呢？奶奶的那些花呢？我妈说，连着整个院坝一起拆了。我没心思吃饭了，胡乱扒了两口，借口说找朋友有点事，让她自己先回家，接着出门打了个车，一路在想埋在奶奶家院坝的那封信的命运——大概率是被施工队的挖掘机和泥头车搬移到了时空的另一端，在整个凯里市如火如荼的房产开发运动里，没有人会关心营盘坡拆迁区的土地下埋了什么，至少不会注意到某个院坝花圃下埋着的一封小学生写给未来自己的信，没有人会在意的。
我一到工地，果然一片山都被掏了空，留下一个巨口似的大坑，我坐在这个庞然的废墟旁一筹莫展，像贾樟柯电影里回不了家的男人。千寻的隧道不仅被堵住了，整片山都神奇地蒸发了，贵州的迅捷与高效，这两年全国知名，各种指标增长飞快，想来奶奶家原址上兴修这个商业房产项目，就是一个可供管窥的铁证。
此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梦见那封信临终的场景：在挖掘机力拔山兮的蛮勇和强悍下，它试图挣扎破土而出，飞上天空寻找我。出于一种莫名的报复性或者说是补偿性心理，我渐渐养成了不断埋东西的怪癖，埋是广义的，其实更接近藏，我会把前女友送我的灰色针织手套埋到学校门口的大榕树下，会把一个坏掉的小灵通手机放在钟乳石洞的旮旯处，会把一台四驱车丢进清水江中，会把一张水浒英雄卡塞进州发改委的牌匾缝隙，还会把一枚硬币小心地投入福建普陀寺装满零钱的功德箱里——硬币藏木于林，但我在它背面做了特别的记号，我相信那枚特别的硬币早晚会漫游回我手上。那些旧物就像伏地魔的魂器，被我安排在许多隐秘的角落，我以为那是比闹市、商区或广场更接近宇宙真理的地方。那些旧物真正是我存在过的印记，不被赋值，不被评判，不被勾要，是我向时间之河投出的石子，是石子激荡出的涟漪，只有我知道它们具体的所在，没有人能发现它们，至少不能被全部发现，我认为，只要它们无法被一一找到，这个世界就杀不死我。
年，也就是我28岁那年，我已在贵阳的六龙广告公司上了3年班，做文案策划，日子过得颇忙碌，食少事烦，转圜不灵，每天加不完的班，应付不完的甲方，买了一本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半年没动。余下的生活，也多被花呗、请柬、抖音短视频和修理出租屋的电灯所填满，渐渐也就不再有埋东西的闲暇，不要说埋东西了，许多琐事在后面烧着屁股，人只能往前跑，一步都不能停，连抽空想一想为什么跑的时间也没有。
有天晚上我被写字楼排泄出来，步子踉踉跄跄的，只觉得眼珠子掉了下来，接着是手臂、牙齿、耳朵、膝盖……最后整个人像一根掉光花瓣的根茎，在城市的春天摇摇欲坠。这还真不是什么轻佻的形容，事实如此。贵阳以大数据基地之姿腾飞的那年，作为整个省的标杆和榜样，也多少开始染上来自远方的疾病。金融中心的男女们，也会有这样身体被剥离的烦恼，你说变成大甲壳虫还好些，起码还有生命，可年贵阳的病比起19世纪奥地利的病，又有不同，年轻人们连变成牲畜或昆虫也办不到了，成了更像气泡或浮沫的存在。所谓身体，是由冰冷的零件组成的。好像四海皆如此：人们的卧室只是一个供保养零件的车间，身体总像散碎的乐高积木一样铺撒在床上，人的本体成了抓不住看不见的虚空；应酬结束后，服务员常会在酒桌底下找到客人遗失的器官，对身体的丢失，客人却是毫无感觉的；小伙子们出门上班，也总会被女朋友叮嘱要注意仪表，她帮他正了正左眼珠和蓝色领带，仿佛二者并无分别……从许多角度讲，我们是巨大机器铺在通向乌托邦彼岸世界的中间那截路上的石子，我们是这样一代人。
现在已经不同从前，我已顺利成为了这样熟练的大人，深知自己石子的命运，但偶尔还是会有一种怀古的惆怅，比起气派的金融中心，幼时奶奶的院坝倒有一个好，在那里，人的眼睛还是眼睛，胸膛还是胸膛，脊梁骨还是脊梁骨，屁股也还是屁股。
我拿着装有速溶咖啡的保温杯，向公交车站的方向走，途中路过一家叫做“逍遥游”的玩具店，鬼使神差地钻进去问老板有没有卖悠悠球，老板说有，指了指角落的展柜让我挑，我选了半天，选中一个黑色的空竹形宽球，79块，不贵，我掏出一百块的纸钞，老板以一种“年居然还有人在用现金”的鄙夷神色看向我，他说，你等我找找啊。然后弯腰在柜台底拿出一个装零钱的旧鞋盒，找了我20元纸币和一枚一元硬币。我接过钱装进钱包，走出玩具店，站在贵阳花果园的天桥上，拆开悠悠球包装玩了一会，先玩一招叫“摇篮”的花式：我把悠悠球的绳子编成三角形，右手将它前后摆动，像摇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悠悠球急速转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待它转了几秒，时机成熟，孩子长大成人，我手指拿住绳圈，向上收球，悠悠球便直冲半空——
球被我收回手里的时候，叶云柯鼓起掌来，我说这招叫做“火箭”，悠悠球往上一飞冲天，像火箭一样离开我的操纵，这是我练了三节体育课的绝招，很炫酷。叶云柯最喜欢看我玩溜溜球，她认为这实在有种魔力，毕竟她连最简单的“劲力旋风”也学了很久。因为教她玩悠悠球的关系，我们走得很近。她曾说喜欢放仙女棒烟花，四年级的春节，我在街上找到炮竹店，花了块压岁钱，买了一大把仙女棒，走了三条街去叶云柯家的院坝找她玩，叶云柯奢侈地一次点了五根仙女棒攥在手里（不然一晚上放不完这么多），五颗明星似的仙女棒绽着金色的光，辉映小女孩团团的脸蛋，她笑得很灿烂。我则在一旁熟练地用悠悠球发射火箭，我稳稳地拿住绳圈，向上收球，悠悠球直冲半空。
“啪！”——那颗悠悠球掉落地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我抿了抿嘴，许多年没玩，手艺生疏，火箭都开不起来了。我把悠悠球放进口袋，抽了支烟，俯视天桥下流水线里的车辆，红灯亮起，左边的车停了，右边的开得飞快。我想起这两年谈的女朋友，都是不欢而散，爸妈鼓励我振作，说加把油，实在不行，先把房买了，心里有底，男孩子，不怕开不了花结不了果。他们貌似很坦然，但心里暗自着急，着急源于这几年频频被旁人暗示他们的孩子落伍了（仿佛孩子落伍也就是他们自己落伍似的），不说我家常常收到的喜帖，就是在各种宴席里，亲友们也逐渐不再祝我前程似锦，多说早点成婚，让爸妈早点抱孙子，好像前者可能会触犯到我的逆鳞，后者则是个安全无虞的稳妥辞令，结婚，是一个人必然到来的成功，不会说错的。为了达成这个必要的夙愿，爸妈付出不少努力，他们看中了凯里的一套两居室，用多年的积蓄帮我付了首付，之后便以我的工资慢慢还按揭，如此一来，算是在市场上给我加了一点议价的筹码。
买悠悠球的次日，手机弹出信息，小学的班长在结满蛛网的班级qq群里说她在凯里的金芦笙酒店包了个大房间，要组织搞个同学聚会，大家都要去。我看到信息，买了一张回去的火车票，把悠悠球扔上了贵阳出租屋天台的雨棚深处。
聚会我去迟了，刚进门，发现包间里烟雾很重，像失了火似的，房间四角支起几台麻将机，同学们坐在其间打麻将，抽烟，互相寒暄客套，扫码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