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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教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逐渐丰富与发达起来的，由于它的理论体系不如藏传佛教，加上一些政治领袖如阿拉坦汗对藏传佛教的提倡和政策的引导，所以在明末清初之际被藏传佛教黄教派所取代。萨满教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沉淀，虽然在明末清初处于末流，但依然根植民间，与远古信仰一脉相承，其文化底蕴不可谓不深厚。在这方面，萨满教对北方民俗的影响以及它的环保意识，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书写了特殊的篇章，其现实意义不可小觑。明代萨满教的分化与衰微明代社会的诸多宗教处于新旧交替的重要转折关头。当时的萨满教由于在元代受到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冲击，没有完成向一神教的过渡，其政治地位被藏传佛教取代。元亡后，其势力北撤塞外建立蒙古汗廷，在蒙古民间具有深厚基础的萨满教一度复兴。明代初期，执政者鉴于前代崇奉藏传佛教的弊端，便促使汉传佛教的恢复和发展。这样一来，藏传佛教的藏传佛教在内地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国师、佛子在内地的佛教活动，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们被挤出内地，来到关外传教。当时藏传佛教中黄教派的传播者乃济陀音首先东行，来到关外。藏传佛教到关外传教，不仅适应了崛起中的女真人宗教信仰的需要，而且也使得东北萨满教和藏传佛教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融合，又互相排斥，体现出明代社会诸教更替的一个历史过程。至明孝宗朱佑樘时期，东北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正式皈依藏传佛教黄教派，宣布蒙古萨满教为非法，收缴蒙古萨满教各类法器、翁贡，进行焚毁处理。至此，结束了萨满教在蒙古族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之变成了一个非法的宗教组织，蒙古族萨满教急剧衰落。阿拉坦汗原本信仰萨满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阿拉坦汗属部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人口迅速增加，急需聚敛社会财富。可是萨满教所倡导的大规模的血祭和殉葬制度，愈加冲击着本已薄弱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不分主次的多神观念使蒙古社会为争权夺利而动荡与纷争不息。所以萨满教已不可能为阿拉坦汗所选择。随着阿拉坦汗和明王朝关系的改善，阿拉坦汗也失去了利用其他宗教的可能，而信仰藏传佛教是阿拉坦汗当时唯一的选择。阿拉坦汗皈依藏传佛教后，宣布萨满教为非法。于是，内蒙古中部地区的萨满教只好转入民间，进行秘密活动。但藏传佛教的传播，各地情况又有所不同。地处东部边陲的科尔沁草原，当藏传佛教传入时，萨满教势力依旧炽盛。那里的普通牧民乃至执政者无不崇信萨满教。直至黄教派的乃济陀音东行，赴科尔沁地区传播藏传佛教，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乃济陀音在来科尔沁地区之前，曾经在大黄帽洞道场苦修法。有一次，他正在诵经说法，为修道备用的酸奶桶突然向东倾斜，奶汁洒向东方。乃济陀音认定，向东部蒙古传教的时刻已到。于是，在年，率领30名弟子，向东出发，来到盛京即沈阳，然后前往东部蒙古地区传弘黄教。当时在盛京的皇太极诏谕乃济陀音，让他领弟子们前往蒙古科尔沁部的土谢图汗驻地去传教说法。土谢图汗驻地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在土谢图汗驻地位，乃济陀音敦促科尔沁部的人，禁止杀生，废除萨满教古老的翁衮崇拜，恭敬三宝。他最极力宣传《大悲心陀罗尼经》，使蒙古人相信此经文能够抵御魔鬼和灾难，确保来世幸福。由于乃济陀音的劝诫，众多科尔沁王公、贝勒、贝子、福晋们均已皈依黄教，成为虔诚黄教的信徒，并将乃济陀音尊奉为科尔沁部10旗博克达葛根。科尔沁部10旗王公们商议，共同集资为博克达喇嘛营建一座寺庙。并依乃济陀音之旨，选定白音胡硕，兴建了著名的遐福寺，以供驻锡。白音胡硕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在乃济陀音宣传佛法的时候，科尔沁地区萨满教最高首领郝伯克台，为了维护萨满教的利益，带领自己的众多门徒，坚决反对佛教代表人物乃济陀音的传教活动。然而，科尔沁地区北元执政者此时已皈依藏传佛教，并全力支持乃济陀音。在僧、俗联合打击下，郝伯克台最终遭到失败，向藏传佛教妥协投降。为了科尔沁萨满教的生存，郝伯克台及时改变策略，采取佛、巫合流，以变求存的方法，保住了萨满教。以郝伯克台为首的妥协派，遂被称之为“白萨满教派”。科尔沁萨满教教主郝伯克台投降藏传佛教后，一部分坚信自己教旨的萨满巫师抵制其妥协行为，遂从“白萨满教派”中分裂了出来。这些萨满巫师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继续反对藏传佛教及其理念，提出“斩下僧人头，祭坛做牺牲”的口号。他们不向佛社祈祷，不与喇嘛一起做法，不进入主人家佛堂，不依桌椅，席地而坐，遂被称之为“黑萨满教派”。由于萨满教在蒙古族聚居区的长期流传过程中，经常遭到蒙古贵族和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以至于从明神宗朱翊钧开始直至清代前期，萨满教在的主导地位大大下降。残酷的现实使北元执政者认识到，如不改弦更张，一味地崇信萨满教，总有一天，势必要危及蒙古贵族上层集团的切身利益。明神宗时的年，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邀请西藏黄教教主锁南嘉措即三世达赖来蒙古传教。４年后，阿拉坦汗和锁南嘉措在青海相会，并为土默特部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自此，大批蒙古人出家为僧，黄教寺庙在蒙古各地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接着，锁南嘉措向蒙古各部提出了严厉打击萨满教的措施，例如，蒙古各部民如要信奉藏传佛教，必须立即放弃信奉萨满教，否则即强行抄家，没收牲畜、帐幕等全部财产。他还大骂萨满教是邪教，在蒙古地区必须连根拔除。锁南嘉措的强硬措施，获得了蒙古贵族的大力支持。明思宗时的年，蒙古上层颁布了《卫拉特法典》，以法律的形式禁止萨满教。其中规定：谁请萨满主持祭祀和跳神，就判罚其马匹；取缔萨满教的祖先神翁衮；为祭祀而杀牲畜者，判罚财产。年，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颁布法规，强令蒙古人民在大喇嘛呼图克图和藏传佛教徒所到之处，一律供应各种所需物品和车马，喇嘛有权将违者处决。在当时，尚在东北的清太宗皇太极也在竭力实行笼络东北蒙古的方针政策，大力赞同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流传，这对于日趋陷入危机状态的萨满教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这样，在清代前期，蒙古地区的萨满教就逐渐地销声匿迹了。但是，萨满教在满族生活地区，依然顽强地生存着。清代满族的萨满教祭祀明末清初之际，藏传佛教在满族虽有一定的势力，但未能压抑住萨满教，而满族萨满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释、道二教以及民间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成分，因而在明末清初东北的满族聚居区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皇太极正在积极利用宗教巩固其政权。虽然他们当时未将萨满教列于其中，但由于萨满教始终为满族所信奉，故又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清王朝建立后，具有悠久萨满教信仰历史的满族在入关定鼎中原后，把萨满神祭仪式带入了京城，在皇城内建神堂祭祀萨满诸神。年，清乾隆帝命庄亲王允禄等总办、官著承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这是清代对萨满祭祀仪式的一次官方性质的大规模整理。作为一个多神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清代初年信奉３个神系：自然神、动植物神、祖先和其他神。清初萨满教的自然神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七星神、火神、山神的崇拜。七星神即北斗七星神崇拜和祭祀，对满族来说古已有之。满族很早以来就认为，夜晚万籁俱寂时，七星北斗在繁星之中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并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因此，企图通过对它的祭祀，达到消灾免难的目的。当时祭星的具体做法是：用明末由辽东传入的汉地巫术，即剪纸人的办法，先由萨满剪成若干张纸人，然后对北斗七星祈祷，希望它能帮助人驱逐恶魔病鬼，转嫁于纸人。清初火神崇拜，体现了满族历来对火的重视。满族一向认为，人世间，只有圣洁的火才能祛除妖邪，保佑人们平安。萨满教中作为神、人相通的媒介萨满，一向有使用火的高超绝技。因此，满族十分重视对火神的祭祀，每年春秋祭祀火神木雕像。清代对山神的崇拜依然如旧。满族贵族认为自己发源于长白山，受到山神的保佑，取得一统天下的大权。因此，清代历朝执政者总要派官吏拜祭长白山。年，清圣祖康熙皇帝诏封长白山神祭祀如“五岳”祭祀的规模，从此对之届时望祭无缺。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巡幸吉林时，特意望祭长白山。年，清光绪皇帝加封长白山神为保民。清代萨满教的动植物神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乌鹊、狗和柳树的崇拜。关于乌鹊崇拜，清代广泛流传着的有关其始祖的传说，就是与乌鹊联系在一起的。据史载：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啣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啣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这个男孩，被称为满族贵族的始祖；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的布儿湖里，被认为是满族的发源地。据说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的清王朝的前身后金政权，其军队和明军在辽沈地区作战时，乌鹊多次充当了救命恩人的角色。因此，满族贵族以及一般平民十分崇拜乌鹊。祭祀之时，各家均于院内立一神竿，每天放置米谷，称为供神鹊。满族对犬的崇拜也由来已久。满族是一个以狩猎为主的民族，缺少马匹和牛具。因此，狗在打猎时充当了主人的得力助手。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中，狗又成为满族人民重要的交通工具。扒犁对缺少车马的满族人民来说，是冬天在雪地和冰冻的江河上最好的交通工具，一般都是由１只至４只狗在前牵引的。狗拉爬犁的故事和传说，至今还深深地埋藏在东北人民的心目中。正因为狗在满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颇受崇拜。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就明确规定：不准杀狗、吃狗肉，不准穿戴用狗皮做的任何物品。至今，东北的某些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还在这样做。柳树与满族的关系也很密切。满族远古先民的女性崇拜就是证明。在满族社会中，柳还被解释成世间初起时的一种物质，一些家庭在举行家祭时，常在供案上摆一些柳枝，上面有９枝绿叶，象征着九天，祭后将柳枝请入神龛中。家祭仪式体现了萨满教的植物图腾。家祭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因为多在春秋时节进行，所以又称为“春秋祭”。在祭祀前的一段时间里，从环境到物质都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在此期间，一是不允许争吵、打斗，借债、不允许嬉笑，二是不允许孕妇及各种不洁的人参加，三是要准备好各种食品和供祭祀使用的器具。家祭的第一天是祭神，分为朝祭和夕祭。神位设在正西墙上的神龛里，所祭之神有释迦牟尼、观世音、关帝圣君。西炕设供桌，摆放糕、酒、饼等各种食品。萨满头戴神具，摇铃持鼓，口念吉词，款款起舞，众人也击鼓相和。夕祭的神位在西北角，所祭之神都是部落之神和祖先。需要背灯祭的是“佛多妈妈”，希望她保佑家族人丁兴旺。家祭的第二天是祭索伦杆，也叫神杆。索伦杆高约2.5米至3米，上有锡斗。祭杆时将猪的各种内脏放在里面，如果3天之内，被鸦鹊吃完，便是大吉大利。因为每次的大祭都要重新更换索伦杆，所以这种祭杆大典是十分隆重的，参加的人，甚至路过此地的陌生人，都可进去分食祭肉，并且不必向主人致谢，只要向神杆磕头便可。第三天是换索的仪式，要在院内插柳，并将孩子脖子上或腕上的线圈取下，再把柳枝上的新锁为其戴上，这就是换锁，目的是想求得神灵的保佑。满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也认为人死后灵魂到了阴间。这种灵魂不灭的观点，直接导致对祖先和其他神的崇拜。祖先崇拜在萨满教的宗教信仰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早在关外时期，满族就有所谓竿祭礼，即家家屋前都竖立一根丈余长的细木，杆头系上布片，表示祭祀祖先。至入关定鼎北京后，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平民百姓，均祭祀祖先，其程序和礼仪完全系统化了。清初，在执政阶级重视释、道二教的影响下，萨满教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从不知有佛存在，见有诵佛经者即哂笑不已的情况，到吸收释、道二教的观念，开始崇拜和祭祀释、道诸神。在清宫和民间祭祀的诸神中，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关圣帝君、观音、火神、龙王、山神、菩萨、财神等，都赫然列名其中。其中清代皇族爱新觉罗家族的萨满祭祀场所叫堂子，又叫国祭，但官员庶民禁止设堂子。入关前和入关后，他们在各地修了许多用于祭祀的堂子。堂子祭典礼各不相同：元旦拜天及出征、凯旋祭堂子，是国家大典，由皇帝主祭，王公大臣陪祭。日祭、月祭、立杆祭，则是皇室或皇帝个人的祭典，属于家祭，无须陪祀。堂子祭祀，首先要立神杆。立完神杆的堂子祭祀，分为朝祭与夕祭。朝祭神有3位，即释迦牟尼、观世音、关帝圣君。朝祭神的设立显然深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一般满族家中除供观世音、关公、楚霸王神位外，还喜欢供“锁头妈妈”，用麻线栓一支箭在门头，一年祭三四次。祭祀时，一般在晚上把箭头拿下来，摸黑磕头，祈求“锁头妈妈”保佑一家平安。在清代，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主要分为两类：祭祀和跳大神，但无论是哪一类，都是通过萨满教的巫师萨满进行的。清代满族的祭祀活动有许多种，如祭天、祭祖、祭神等，甚至婚丧大事，也要祭祀。所有这些祭祀，萨满均参与其中，上香、手摇神铃、歌乐词、念祭文。其中的男女结婚仪式，最能够体现萨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满族的青年男女结婚仪式，一般要进行３天。第一天，清晨，新郎跪在祖先神位前，亲友在旁站立，倾听萨满念祝词：鹊神安排的一对美满夫妻，有山路神保佑，一定把新妇娶到家。新郎是个勤劳的人，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捕鱼，是穆尔察家族的好后代，能永远听祖宗们的话。新妇是个和顺姑娘，在家勤劳能织网，能养蜂，能下水捉蟹捕鱼。两户亲家和睦相帮，愿把新娘娶到家，永远吉利。太阳出来后，全体宾客均到院子里祭天地诸神。萨满任主祭，并高举香火念祝词，同时又敲打神鼓，边唱边舞。接着，众人一齐跪向天地诸神叩拜。夜间，众人还要举行野祭，萨满的角色与白天相同。他们先向神偶祈祷，希望能保佑平安、幸福。然后，萨满领着众人跳舞、唱歌。第二天喜宴，第三天娶亲。当新娘被接到新郎家里后，举行成婚仪式。首先萨满要念祝词，接着新婚夫妇到院子里的神杆下面叩拜天地、祖先诸神。至此礼成，萨满参与的活动结束。清代满族萨满教也跳大神流行。在当时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不发达的时代，不懂得疾病产生的原因及其防治办法，而误为是鬼神妖怪作祟，于是就请萨满跳大神，以消灾祛病。清初人曾记录顺治年间黑龙江宁古塔地区满族萨满教的跳神情景：跳神开始时，萨满先持鼓静坐，接着连打几个哈欠，双眼紧闭，呼吸好似停止一番，恍恍惚惚，好像神已附在体内。忽然，他开始抖动身体，同时用手击鼓高歌。之后，又站起身来，逐一请神，并问明何神致病，用何法处置。询问明白，萨满开始祭神，口中念念有词，词意谁也听不清楚。念毕，萨满告诉人们，作祟的鬼神妖魔已除，病已好。祈祷后，若病人痊愈，需还愿酬神；若未痊愈，则称病人供献不周，需再多供献钱财。清代满族萨满教的这些祭祀活动，与满族原始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原始崇拜在日常习俗中的表现。清代民间萨满的宗教功能清代，在广袤的科尔沁地区，萨满教在科尔沁、巴尔虎、郭尔罗斯、索伦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间普遍存在。各地满族人彼此相连，相互支撑，使萨满教得以庇护并生存了下来。科尔沁、郭尔罗斯萨满教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效法佛教的某些长处，对于佛教采取恭顺的态度。另外，萨满教祭祀的神祠、神舞，又是北方民族共同创造的民间艺术的产物。从“翁衮”的请降，祭词的曲调、舞蹈的步伐、法鼓的击法中，都可以看到北方各民族的艺术互相渗透、吸收及影响的影子。如请神灵的仪式颇与满族相近；跳舞的某些步法也酷似朝鲜族的舞步，鼓的形状和击鼓又与维吾尔族的手鼓击法相似。再从唱歌时边舞边击鼓，还要舞杖、舞剑，也可看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宗教艺术。这样就使萨满教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民间得以流传下来。清代民间萨满的宗教功能，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一是为本氏族祈神消灾。如东北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都有春秋两季请萨满“跳太平神”的习俗，请神灵保佑本族人的安全，增殖人口。遇有瘟疫流行，也要请萨满跳神，呼唤祖神来保护儿孙。其中赫哲人“跳太平神”，一般在每年的三月三在萨满带领下举行，具体日期由萨满择定。祭祀之日，日上三竿后，萨满在家中祭神、请神，众人往萨满身人喷洒一些水，数名青年举神杖、神像，随萨满从家中击鼓而出，且唱且跳。萨满等边唱边跳，有时还进入人家，跳神祈福，来到谁家，谁家须给萨满敬酒，或将迎春树切成丝泡水给萨满喝，以示敬奉神灵，有些人则乘机还愿。十分热闹。萨满及所谓“神队”回到萨满家后，还愿者便送来牺牲、酒等。萨满卸妆后，能歌善舞者便系上腰铃，摆今击鼓，载歌载舞。等猪肉煮熟后，萨满又穿上神衣，带上神具，继续作舞，最后众人饮酒食肉尽情欢娱而散。二是为患者跳神治病，这是萨满经常性的宗教活动。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缺医少药，没有抗御病魔的有效手段，一旦重病缠身，只能求助于神灵。清代萨满跳神治病也有一套固定程式，先通过占卜确定患者是冲撞了哪一路神祇，然后命患者家属对神灵供奉祭品，由萨满致祷词，祈求神灵宽恕，保佑患者能够康复。三是祈求生产丰收。不同的民族从事不同的生产，故有不同的祈请方式。比如鄂温克猎人长期打不到猎物时，便用柳条做一个鹿的模型，由萨满主持进行象征性射击，如果射中了，围观者便一起大喊“打中了，打中了”，猎人因此感到重新获得了神的帮助。再如蒙古农区或牧区，如果受到自然灾害，就请萨满主持祭敖包，请敖包神保佑风调雨顺。四是为民众主持婚丧嫁娶等仪式。在婚礼上，萨满为新人祝福早生贵子；在葬礼上，萨满为亡人送灵，祝其早达天界。比如赫哲族有专司送魂的萨满名“达克苏特尔”，屯里有人去世了，请萨满来做一个木头人，穿上人的衣服、上供、点香、烧纸、跳神。３天后，萨满向外射３支箭，指示亡灵归去的方向，然后率领全家送走亡灵。五是占卜。当人类生产能力尚不发达，在自然与社会双重压力下无所适从，便会不时乞灵于占卜，请神祇指点迷津。这是由来已久的习俗，至清代仍在延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中，萨满承担着为族人占卜吉凶的责任。民族学家富育光在《萨满教与神话》一书中将北方民族萨满卜术概括为骨卜、草木卜、星光卜、金石卜、梦卜、神偶和神器卜等几种类型。可见，萨满占卜的种类是比较多的。用占卜手段来预知事物的前因后果的萨满，算是一种预言者型萨满。这类萨满掌握了古老的原始“预测学”知识。育光写在《乡祀笔汇录》中对黑龙江省孙吴县吴姓萨满的骨卜做过这样的记录：余去九叔家时，九叔在院中坐在抱皮凳上正在剖骨，眼前放有九块押骨，三块发白，另外一堆显黑红色。询之，言白者为抱脚骨，另外为熊骨和野猪、家猪骨。详审之，抱骨与野猪脚骨却难分辨，红黑色是宰杀后血润、发霉所致，经过加工即可白若抱骨。卜骨，血取后，要晒，然后焙干，要刮尽上面的血污肉丝等物，成为轻而洁白的纯骨板。要常日晒，在骨质尚未干透时防虫、鼠损伤。灼卜，火用木炭或铁球、铁条火，炭火为佳。骨厚要凿、刮、磨，甚厚不易灼出裂纹，太薄则易烧毁而见裂纹，不厚不薄适中为度。灼卜，多问病事、丢物事、远行事、出猎出网事、求福求财事、婚丧嫁娶事、生儿育女事，九叔皆可卜也。邻里求之甚伙，九叔不要礼酬，只留白酒一小瓶耳。萨满相信自己能够在带有病人信息的物品与神灵之间进行沟通，并由此获得治病的灵感。比如梦卜治病时，萨满要拿病人的一样东西枕着，用它引导做梦，占卜。在满族，某些萨满神灵偶像的获得，也要通过萨满做梦去索求。萨满醒来后根据梦中所见进行描绘，由此制作成神灵偶像。因此，贪睡，在民间被认为是萨满得神的标志之一，也是萨满与神灵沟通的方式之一。对于睡眠中的萨满，家里的人一般不去招扰，免得惊吓他出神的灵魂。萨满醒来后要静心思索梦中所见，破译其中的暗示。如自解不开，还要求助同行帮助理解。从萨满教的原始信仰至清代宗教功能上看，萨满教整个历史始终较多地保存了原始宗教的面貌。萨满教对北方民俗的影响萨满教是一种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民间宗教形态，是东北诸民族民间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它主要潜藏于特定区域中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影响和规定着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指向。神话是萨满教的宗教心理和观念的形象表达，是萨满教文化的思想核心。这些神话因素不仅沉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而且作为古老的民风民俗世代延续，表现在东北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中。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揭示了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文化意蕴，也在很大程度上形象地阐释了东北地区民俗的源流。《天宫大战》中说，恶魔耶鲁里曾一度将天母阿布卡赫赫抓获，企图实现称霸天穹的野心。在最危难的时刻，阿布卡赫赫的护眼女神者“固鲁”即刺猬神，化作一朵芳香四溢的芍丹“乌西哈”即花星，耶鲁里见此奇花情不自禁，爱不释手，众恶魔也纷纷争抢此花。就在此时，白花突然变成了千万支光箭，刺向耶鲁里的眼睛，最后天地得以拯救。受这一神话的影响，满族妇女素有头上戴花、插花尤其是爱戴白芍药花的习俗，不但是出于爱美之心，而且还有惊退魔鬼之意。萨满教也影响着北方民族的传统民居格局。清末在东北任职的刘兆禔所作《吉林纪事诗》中这样写道：直立庭前木一根，祭天祀袒百神存。禳祈祸福凭义勇，切肉同餐俎上豚。诗中所咏即当时东北满族宅院中所立的“索罗竿”。这是满族传统民居的典型构件之一。索罗竿民间称“神竿”，其形式有几种比较“标准”的，如现存沈阳故宫清宁宫门前所立者，选用碗口粗细一丈多长的笔直树干，去掉树枝和树皮，并把顶端砍削成渐尖的形状，上一只空底的锡碗，使之卡在距竿顶。一尺多的地方下面，立在高约二尺的石座上。这根做竿子的“神木”必须由本家主人亲自从山林中砍来，否则就是心不诚，竿子也不会有“灵气”。比较简单的“神竿”则可用数枝、秸秆临时捆扎制成。树竿子的地点，一般在宅院的东南方向正对屋门的位置。比较宽敞的庭院，索罗竿位于院心的砖砌或木制影壁之前，因竿子较高，人们从院外就可以看到，也成为满族人家的标志。据满族民间传说，索罗竿的来历，是老罕王努尔哈赤年轻时上山采参时用的“梭拔棍”，而民间在竿下放三块“神石”，则是老罕王采参打猎烧饭用的“支锅石”。总之人们把“神竿”和他们的英雄努尔哈赤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只是传说而已。立竿祭天是源于满族原始社会的古老的萨满教风俗，早在努尔哈赤诞生前就早已存在了。索罗竿在满族家祭中还愿中使用，这种祭典多在秋季举行，也有春秋各一次的，主要用意是祈祷和酬谢天神，满语称“阿布凯恩都哩”，是祈求天神赐福和保佑。祭祀时以家族为单位，在立有神竿的院子里举行，妇女在室内照例要杀猪献牲，并由主祭的萨满在竿前念诵祭词，众人向竿磕头。在历史上，这种索罗竿的祭天形式在蒙古族中也有体现，蒙古族“以竿悬肉祭天”的祀典，以及通古斯祭高山大树祀天，几乎与满族的索罗竿无异。这本是渔猎民族的习惯，也通过萨满教影响到游牧民族中，尤其是蒙古族的立竿祭天，往往都是在将长生天“腾格里”的使者“草原狼”杀死后，将皮剥下在塞进牧草用竿挂起，意在让其的灵魂回归天界。萨满跳神是北方民族居民消灾治病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萨满教观念中，人患病源自超自然力的作用，因而萨满治病也主要是通过祈神诊病跳神治病的形式来实现的。跳神治病是萨满的重要神事活动，无论是萨满、患者及其亲人还是参祭的群众态度都极其认真，整个治病过程是在虔诚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萨满教观念中，身体污脏不洁，神不会降临，更不会相助治病。古代萨满治病多恪守族制，谨依程序而行，延至今天许多仪式已经简化。从萨满跳神的程序来看，大体可以分为“拜请萨满、布设神堂、请神、降神、送神”这5个步骤。病家请萨满治病必先拜请萨满，以表示对萨满的尊敬和虔诚信仰，经过“鄂都干”的同意才可以治病。布设神堂时，在室内设香案上供奉30余个青铜制作的翁兖、铜镜、念珠、神鼓、腰刀、神服、神帽等，此外还摆有汉香、蜡烛和三盅酒以取悦于神，使之能够临坛相助。“鄂都干”身穿萨满服，身佩9块铜镜，身带6个飘带的围裙，用单面法鼓吟唱神歌，呼唤着栖居各方的神灵向他们传递着请其降临相助为人治病的信息。与此同时，“鄂都干”还在助手“二神”的协助下，以击鼓、舞蹈等形式相配合，边唱边跳，载歌载舞，以表达对神灵的虔诚祈愿。降神的程式一般而言，萨满在歌舞一段时间后，其声调和动作由慢而快、由缓而急，进而转入激烈的狂舞，并有诸多特异的表现，被视为已将神请下附于萨满体内。在神附体后，萨满首先要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诊断，找出病因判断是实病还是虚病，并据此采取措施。治病结束后，萨满要将请来的神送走。送神的仪式较为简单，萨满也通过吟唱神歌的形式送神归位。同时萨满还要进行焚香、撒酒，并由室内击鼓跳到室外，意即拥送诸神，使之迅速各归其处。萨满跳神治病虚实并举。就萨满跳神治病而言，以萨满教这种神秘的方法，确实能收到医疗的效果，这里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充分体现了萨满为氏族服务的精神。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艺术形式，音乐、舞蹈、神话、神歌、造型艺术，构成不同系统的艺术，对东北地区风俗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萨满教对北方民族民间曲艺的影响也很大。东北民间说唱内容主要形式是说唱民族英雄史诗和巫歌。英雄史诗一般多产生于满族和蒙古族氏族社会末期和奴隶阶段，巫歌则是萨满在跳神过程中所唱的曲调和内容。有些萨满本人就是民间说唱艺人。说唱是曲艺的一种形式，有说有唱，大多都是在歌曲里。而满族说唱《尼山萨满》也是以萨满治病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影响。在长时间的发展中，满族除长篇说唱如《两世罕王传》《红罗女》等外，还产生了以“靠山调”等民间小曲演唱的《老姐叹》等短篇故事。其流传形式主要是“二人转”，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二人转”在发展中，其曲调深受萨满跳神时所唱神歌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在“二人转”的表演中，“武嗨嗨”曲调平稳舒缓，节奏变化丰富，“甩腔”棱角大，其曲调和萨满跳神时几乎无异。在“二人转”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主调、辅调、转调、小调、杂调5种曲调模式。其中杂调运用了大量的萨满跳神的曲调，主要有“神调”、“十三嗨”、“传令调”、“老摔镜架调”、“压巴生”、“仿西河”。此外，在萨满教不同程度的影响下，“二人转”也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分成了以辽宁黑山县讲板头为代表的“西路”、以吉林市舞彩棒为代表的“东路”、以辽宁营口市大秧歌为代表的“南路”和以黑龙江北大荒众民歌为代表的“北路”。它们风格各异，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被称为四大派别。民间素有“北唱、南浪、中间两边晃”之说。萨满教对民间习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祭灶王唱着迎神、安神、祭奠的萨满神歌，在庄重的气氛之中，全家大人小孩还都要换新衣新鞋袜，团团圆圆吃团圆饭，热腾腾的饺子、粘豆包、白肉血肠、热热闹闹，可见萨满神已经成为北方民族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在北方乡村，流传一种盖新房隆重庆祝上大梁的古老风俗，每逢春天，此项仪式最为。新盖的房屋基本结构完工后，房主人要请萨满选一个吉日吉时上大梁。所谓上大梁，其实只是一种仪式，在主梁上完后选一根约两米的圆木，上面贴上红纸，并由亲朋挂上铜钱和装有五谷的彩包，意是四方平安、招财进宝、五谷丰登。大梁升起的时候，萨满要说一些吉祥语言，并放鞭炮，共进喜庆之宴。满族及其先祖点冰灯等古老民俗，也影响了东北民俗。早年住在松花江边的不少人家，在除夕之夜或元宵佳节，都有按萨满教的习惯在自家门前点冰灯的旧俗。据清代《黑龙江外记》上载：上元，城中张灯五夜，有镂五六尺冰为寿星灯者，中燃双炬，望之如水晶。可见，在清代就有大型的冰灯了。现在东北特别是哈尔滨的以弘扬冰雪文化为主旋律的冰雪节，就与满族萨满教这种古老的习俗密切相关。东北地区一直具有豪侠尚武、多情重义的古朴民风。东北自古即以渔猎经济为主，这决定了人们必须以集体协作为主要劳动方式，个体是无法承担这样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为了生存，就必须养成团结一致的合作精神。萨满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如一家，同时也极崇尚武力，倡导以武力争胜。东北渔猎文明往往比中原农业文明更充满了一种征服和好战的民族精神。与渔猎文明结合在一起的萨满教始终张扬了这种原始野性的民族个性和气质。萨满文化对东北文学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东北作家基于改造国民性的创造动机，对萨满教持有一种明显的拒斥和对抗心理，突出萨满教的负面影响，把萨满跳神和封建愚昧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在后一阶段，东北作家深受萨满教思维方式的熏陶和感染，形成了比较敏锐的感知能力，出现了特有的“大布苏文学”现象。“大布苏文学”是科尔沁草原上美丽的大布苏湖畔兴起的地域文学，是吉林省西部文学中地域性较强的代表。具有中原文学与蒙满草原文学相结合的特点，其独特的表现内涵及其文学的表现形式，为文学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