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Introduction

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女性卫生间？如何为非两性群体设计出真正适合ta们的卫生间？这两个看似平常的问题似乎很难回答。设计师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为每一个性别群体缔造一个符号来代表相应的空间，将不同的人规范在不同的空间之内——正如千年以来我们所做的那样。但这样的空间真的是一个好的空间吗？它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空间吗？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又以这种符号-性别-空间的模式在漫长的空间发展史中延续至今？

在笔者看来，性别与空间关系的历史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符号时代、生产时代、女性主义时代，但时代名词的划分意味着观念的出现而非思想的深入人心，正如生产时代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的提出并未让符号有所退却。符号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时隐时现，但从未消失。

今天的性别观念与空间相比以前，似乎得到了更大的解放，但在这种解放之下，是不是一种更加隐蔽的“再符号化”，需要我们继续的思考。

1符号时代的性别空间

Genderspaceintheageofsymbols

在建筑产生的早期，人们就会把建筑的形象和性别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观念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人们长时间的认为，空间是有二元的性别划分的。

这种划分往往是带着符号性的，在形式象征上将建筑的形式分为两部分，或是以绝对的权力对空间的使用权进行分配。

在形式上的划分可以找到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所说：多立克柱式是男性身体的象征，而爱奥尼和科林斯柱式则代表了女性身体。这无疑是通过形式的表象来对性别进行划分——前者比例粗壮，由下至上逐渐缩小；后者柱身比例修长，花纹华丽细密。

▲多立克柱式代表男性，爱奥尼和科林斯代表女性

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芒·福德在描述城市空间的先决条件的时候将女性与空间联系起来：“这些都是女人特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原始存在的每个部分表现为不同的构造形式，房舍、炉灶、畜棚、箱匣、地窖、水槽、谷仓，......”“房舍、村庄。甚至最后到城镇（其本质是人类最大的居住空间）本身，乃是女人的放大”

▲欧洲中世纪长屋怕平面图

居住空间常常被与女性的特征联系起来，而将室外和公共空间视作是男性使用的空间。这一点不论是在东方或者西方都有着相似的特征。

▲法国卡尔卡松城之家仍然保留了中世纪的城市布局

空间带有着权力的属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谁可以使用空间是将空间和权力关系连接起来的直接手段。

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从神的统摄之下被解放出来，女性的身体之美也开始被欣赏，但属于女性的空间仍然是被限制的，女性的权利也仍未被真正解放。历史学家，雪城大学名誉教授丹尼斯·罗马诺就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性别与城市地理》一文中对文当时性别与城市空间关系进行了阐述：市政大厅、旅馆、主要街道、广场是属于男性的空间;而女性则被限定在住宅、教堂、修道院中。

在中国古代，也有周礼中将涉及到两性活动空间和工作的位置进行了规范，分出了“公、私”“内、外”，公和外是男性贵族的领地，妇女不允许擅自进入，而“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司马光的《书仪·居家杂仪》将家中妇女的活动范围限定在中门之内，一切尺度居住空间的组织和使用都被象征化。

▲明仇英千秋绝艳图局部

在中国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中的空间划分也强烈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中门之制”来规范性别空间的特点。四合院正方后的一排房子为罩房，给家中女子居住使用。其中又以后罩房是家中最为私密的空间，未婚女性居住于此，进出都必须经过父母居住的正房。（配图）但不论是已婚还是未婚女性都被限制在中门之内，少有能出去的机会。

▲明清时期四合院的中门之制度

图片来源：《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我国居住空间变迁研究_胡毅》

在一些古老民族的居住空间上也能够体现这一现象。比如曾经的鄂伦春族和蒙古族，这两个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的居住空间中都十分简单，但是仍然会有着不同性别所处位置的划分。比如鄂伦春族的居住空间“仙人柱”中，入口正对的是神位和长辈所在，火塘左右为男子和客人所处，靠近门则是女性和放置物品的区域。蒙古族也与之类似。都将空间的划分与父权制社会的权力制度联系起来。

▲神仙柱与蒙古包空间格局

图片来源：《女性空间研究_陈喆》

不管是从形式上划分，或是从制度礼仪上划分，这种性别与空间的关系都是象征性的，二元化的，其目的是构建一种权力的关系，将空间以及空间中的一切活动纳入到权力制度的规训之中，并且赋其以神话或礼仪的所指。实际上，在这样的性别空间意识之下，不论男性或是女性，或者说每个人，其个体都是被客体化的对象。对女性空间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限制。

2生产时代的性别空间

Genderspaceintheageofproduction

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被建立，本身是从一种压迫关系走向了解放的一步，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性别似乎成为了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尤其是现代主义建筑追求的理性和功能主义的空间逻辑下，空间似乎并不需要有男女的属性或者个体的特征。但在笔者看来，在这样的观念下，人在空间中的主体性仍然未被建立，人的差异性是在其中被忽视的特点。同时，漫长历史中的象征性、符号化和带有父权制特征的空间性别观念仍然未完全褪去，仍然在社会制度和现象中与现代空间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的结果是：空间使用同时带有着生产和性别划分的两种属性，并且这种属性不仅仅在居住空间中，更扩大到生产空间、消费空间乃至于整个城市空间之中，并且仍然带有男女权利的不平等性。换句话说：抹平性别和个体在空间中的差异，实际上是一种忽视，带来的同样是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同时也是强势对弱势群体，大多数对少数，权力对个体的不平等。并且这种性别差异的抹平仅仅是在表面上而言，在实际的生活中仍有大量的空间带有性别体系之下的权利不平等。

▲图片来源：JuliaMinamata

在欧克利的书《自己或其他的文化》中，她谈及了年代英国女子寄宿学校中的教育，运动是身体的游戏场，部分运动竞赛在男子学校里能够有助于发展，但是在女子学校中，竞赛却是在女孩子潜能上强加人为限制。女性的身体空间也在日复一日的教育中被不断缩小，从禁止离开地面的规则，到较小尺度的坐立行走的管制。在当时的公立学校中，这一种男女身体的二元对立则更加明显。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虽然到来，但是女性的身体仍然没有得到解放。

▲男女二元对立表格

这种性别的符号和规训意识在社会制度和思维定式上得以体现，而现代工业生产生活的介入将其显现在了空间上，相比于单纯的在家庭的小空间中进行“性别-空间”的规则式限制，这种工业时代的展开则更加潜在和扩大化。潜在是因为性别问题容易被社会分工以及生产关系这样的问题所遮蔽，扩大则是因为随着现代城市和生产的关系将空间限制的尺度扩大到了现代城市的范围。进入十九世纪工业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家庭与工作的区分，以及女性在家中的孤立隔绝，并不是一直严密的。在英国的年到年期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卷入了某种形式的支薪劳动，但是在十九世纪，当男性认识到来自薪资较低的女性劳动有竞争威胁时，女性被逐渐排斥在薪酬较佳的劳动之外。对劳工阶级的女性而言，要确保她们的家庭达到堪称合理的生活水平，并且还要保证这些男性每日吃饱穿暖地去工作，所要消耗在家务上的时间是极大的且辛苦，这进一步限制了她们出去工作的自由。

▲法兰克福厨房

Mertes引述一名美国劳工领袖于年发表的演说，巧妙概括了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我坚信，致力于家庭职责的妻子或母亲，为支撑家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有信心，除了.....妻子除了履行她天生的家庭职责时，她会执行那项令她最快乐的工作，致力于美化居家环境。当时的女性被塑造成了做家事是天生自然，还被假定认为做家事天生愉悦。这一点在茱莉亚罗伯兹主演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中被反映出来。女性在空间上极大地被当时主流的以家庭为主的时代思想禁锢着。

▲《蒙娜丽莎的微笑》剧照

英国金斯顿大学现代室内装饰研究中心主任，彭妮·斯帕克在《唯有粉红》一书中提到了一种观点：“尽管这些（现代主义）建筑师和设计师是由好的、民主的意图所驱动，去做普惠大众的“好设计”，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思想在实现过程中逐渐导致了过度依赖一套以男性为特征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混合了生产的理性主义、技术的功能主义和消费者商品设计上的美学极简主义。”

3女权主义视角下的空间探索

Spatialexplorationfromafeministperspective

在80年代，后现代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开始